通天塔与美食的周末

诺亚的后人团结一致建造直通天庭的巴别塔，但却忘记了奇迹是耶和华的专利，人类这种羁越举动（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应该叫出位举动）让耶和华十分不爽，于是，他施法让人类使用不同的语言，互相不能沟通和团结，自然也就丧失了创造奇迹的力量，从而根本上阻止了通天塔的建造。光阴荏苒，巴别塔已经从半途而废的工程变成了考古学家的发掘对象，耶和华的目的达到了。
2006年的美国电影《巴别塔》似乎是对上帝这一小肚鸡肠之举的一次迟到批判，他阻止了人类对他的冒犯，却给人类留下了更大的麻烦：客观上多姿多彩的文化的另一面，却是种族、语言、文化、意识形之间坚如铁壁的隔阂，完备的各类体制将这些元素融入各自集团每一个个体的血液之中，造就令人绝望的偏见、成见——肢体之外的暴力！就像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世间万物却无不浸泡其中。
“心灵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善感的人这样总结这部电影的主题，这个心灵的概念是应该被放大的。我们随时需要另外一种眼光，就像诗人所说的那样：

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
回到我们居住的地方；
但是在这林里面还隐藏
许多小路，又深邃，又生疏。

走一条生的，便有些心慌，
怕越走越远，走入迷途，
但不知不觉从村疏处
忽然望见我们住的地方

象座新的岛屿呈在天边。
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
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

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
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
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冯至《十四行二十七首》26）

周末有时间细心打理点美食，小羊在这方面独具天分，而且有几分臭美，呵呵，这个周末的美食尤其令小羊得意，不管是打包菜的再加工，还是每周一道的大菜，昨天的萝卜海带炖腔骨就是成功作品之一，自然我也是乐得受用。
表扬一下。

我们都是蜂箱口的蜜蜂

我们都是蜂箱口的蜜蜂，
忙忙碌碌 为了团聚
辛辛苦苦 因为分离
……
这是旧人的歌，大约是属于落伍的、过时的人听的歌。
看到几句歌词，忽然有凌道士的感慨，有时候毕生修行，还不如人家张三丰一日悟道。

精彩的歌词想必也浓缩了多年的人生。
因为前几日看到电影里讲的故事，想到了很早已以前看过的梁晓声的讲座文稿，又因为这个文稿里提到过一篇旧文叫《初恋杂感》，所以就想找来看，不料搜索之后网上出现的文章是《人生和他的意义 》，然后才是要找的那篇。
于是空闲时候就断断续续的看，或者说忙忙碌碌的看，一连两三天都开着那个页面，竟然未能读完那没多少字的文章。在忙些啥、什么东西在分心？还是浮躁而无法面对这样的题目？不知道，总之是没看完。看一篇老也看不完的文章，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哈哈
不过，这样的题目导似乎被上面几句简单的歌词给回答了。忍不住再引用一下，以后有时间再看看：
“一般而言，儿童和少年不太会问“人生有什么意义”的话，他们倒是很相信人生总归是有些意义的，专等他们长大了去体会。厄运反而不容易一下子将他们从心理上压垮，因为父母和一切爱他们的人，往往会在他们不完全知情时，就默默替他们分担和承受了。老年人也不太会问“人生有什么意义”的话。问谁呢？对晚辈怎么问得出口呢？哪怕忍辱负重了一生，老年人也不太会问谁那么一句话。信佛的，只偶尔独自一个人在内心里默默地问佛，并不希冀解答，仅仅是委屈和抱怨的一种倾述而已。他们相信即使那么问了，佛品出了抱怨的意味，也是不会责怪他们的，反而，会理解于他们，体恤于他们。中年人是每每会问“人生有什么意义”的。相互问一句，或自说自话问自己一句。相互问时，回答显得多余，一切都似乎不言自明，于是相互获得某种心理的支持和安慰。自说自话问自己时，其实自己是完全知道着一种意义的。
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对于大多数中年人都是有压力的人生。那压力常常使他们对人生的意义保持格外的清醒。人生的意义在他们那儿是有着另一种解释的——责任。
是的，责任即意义。是的，责任几乎成了大多数是寻常百姓的中年人之人生的最大意义。对上一辈的责任；对儿女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总而言之，是子女又为子女，是父母又为父母，是兄弟姐妹又为兄弟姐妹的林林总总的责任和义务，使他们必得对单位对职业也具有铭记在心的责任和义务。
在岗位和职业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后一种责任和义务，是尽到前几种责任和义务的保障。这一点不须任何人提醒和教诲，中年人一向明白得很，清楚得很。中年人问或者仅仅在内心里寻思“人生有什么意义”时，事实上往往等于是在重温他们的责任课程，而不是真的有所怀疑。人只有到了中年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从小盼着快快长大好好地追求和体会一番的人生的意义，除了种种的责任和义务，留给自己的，即纯粹属于自己的另外的人生的意义，实在是并不太多了。他们老了以后，甚至会继续以所尽之责任和义务尽得究竟怎样，来掂量自己的人生意义。“究竟”二字，在他们那儿，也另有标准和尺度。中年人，尤其是寻常百姓的中年人，尤其是中国之寻常百姓的中年人，其“人生的意义”，至今，如此而己，凡此而已。
“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一句话，在某些青年那儿，特别在是独生子女的小青年们那儿问出口时，含意与大多数是他们父母的中年人是根本不相同的。其含意往往是——如果我不能这样；如果我不能那样；如果我实际的人生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如果我希望的生活并不能服务于我的人生；如果我不快乐；如果我不满足；如果我爱的人却不爱我；如果爱我的人又爱上了别人；如果我奋斗了却以失败告终；如果我大大地付出了竟没有获得丰厚的回报；如果我忍辱负重了一番却仍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如果……那么人生对于我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他们哪里知道啊，对于他们的是中年人的父母，尤其是寻常百姓的中年人的父母，他们往往即是父母之人生的首要的、最大的、有时几乎是全部的意义。他们若是这样的，他们是父母之人生的意义；他们若是那样的，他们是父母之人生的意义；换言之，不论他们是怎样的，他们都是父母之人生的意义；而当他们倍觉人生没有意义时，他们还是父母之人生的意义；若他们奋斗成为所谓“成功者”了，他们的父母之人生的意义，于是似乎得到一种明证了；而他们若一生平凡着呢？尽管他们一生平凡着，他们仍是父母之人生的意义。普天下之中年人，很少像青年人一样，因了儿女之人生的平凡，而备感自己们之人生的没意义。恰恰相反，他们越平凡，他们的平凡的父母，所意识到的责任便往往越大，越多……
由此我们得到一种结论，所谓“人生的意义”，它一向至少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纯粹自我的感受；一部分是爱自己和被自己所爱的人的感受；还有一部分是社会和更多有时甚至是千千万万别人们的感受……”
“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这又是一语道破天机的歌词，应该属于上述结论的第二种。

视若无睹

前天看到阜成门南面的街边开了一树桃花，就那么孤零零的一棵树盛开着，本来以为是个小小的发现，后来有一次路过想留意细看一眼，却被路边的招牌吸引了目光，近在咫尺竟然错过了，事实证明那不是发现，而是视若无睹。
灰色的空气，没有湿润柔软的春雨，也闻不见复苏的泥土，这哪里是它该开的时候和地方，相信那些并不润泽的花瓣上落满了灰尘，跟我苦命的鼻孔一样。

讲故事

饭桌上的人都已经酒足饭饱，是聊天打发时间的时候了。吊灯低低的悬挂在餐桌上方，每个人的脸都清晰而苍白，身后的墙上投下人们低矮臃肿的影子。
T滔滔不绝讲起故事。
……我发现一位老太太一直盯着我看，看得我很不自在。
于是我就走过去跟老太太打了个招呼，问她有什么事。
“我知道我这样盯着你看很不礼貌，对不起。我只是觉得你长得特别象我一位亲人……”
我等着老太太往下说，你们猜她说我像她那位亲人：父亲、丈夫还是孩子？
大家都微微笑着，没有回答，期待着下面的故事。
“先生，您非常像我的狗……”
大家哄堂大笑，说你开玩笑吧。
老太太也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样说您肯定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可是您真得很像我的狗，它64年出车祸死的。”我就是64年出生的。
这只是巧合吧。大家都这么认为，但是还是等着下面的故事。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老太太接着说，“那天我带着我的狗上街，一辆运货卡车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狗被车轮从身上碾过，那天是4月17日，我记得很清楚。”
T神秘的环视大家，“4月17日，我就是那天出生的。”
气氛开始紧张起来，看来人们已经完全进入这个怪异的故事了。
T说他觉得这有点太巧合了。这时候老太太接着说，车下面的金属板还从狗的后脖颈划过，留下一道清晰的伤口。
T说着，拉过身边女主妇的手往自己的脑后移去，“我这里也有一道……”
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女主妇的手，那只手到T肩膀的时候，T忽然惊叫一声，女主妇尖叫着抽回了自己颤抖的手，她显然被T的惊叫吓坏了。
T却哈哈大笑了，嘴里“汪汪”的学着狗叫。
餐桌上全神贯注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不知不觉间上了一当，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出声儿来。

这是法国电影《偷拍》里面的一段餐桌上的故事。讲故事的确是技术活儿，老套普通的开头，在结尾的时候却能绽放出光彩来。看到这段的时候，想起来以前看过的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作家在讲台上说的。

我的初恋始终是和党的关怀分不开的。对方是我们连队卫生所里的女卫生员姓董，是牡丹江市的女孩儿。我做小学教师的时候，一次探家返回到连队时，正好是秋末，北大荒的天气已经变冷了。大宿舍里在修火炕，我睡的那个铺位，重抹了一遍炕泥，还没有干，又不能睡人，只能和另外的同学挤在一个被窝里。在那个时候，卫生所的戴大夫回去结婚，连队卫生所里只剩下小董一个人，而且卫生所独处一座山坡上。那时边境局势比较紧张，经常半夜升起信号弹，搞紧急集合，组织决定安排一位男生进驻卫生所，派哪一个去最放心？想来想去，当然是学校的那个为人师表的梁老师了。然后，党支部经过讨论，由校长决定，派我去卫生所。我正愁没地地方住，组织问我意见，我欣然同意，就住到了卫生所。
卫生所是一排砖房，药房同时是小董的卧室，我住在手术室。最初的几天，我都没有见过她。一早一晚，只是听到她的声音，如“梁老师回来了吗？”或者关于是否关灯的询问，因为电灯总闸在她那里。她一般起得比我早。天气再冷点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起来洗脸的时候，发现脸盆里有半盆水已经在电炉上加热了，牙膏也已挤好。小董起得早，她洗梳完了，就在病房里看医学书。对此，我心里怀着一种感激，我刷完牙之后，就去上课，同时心想，第二天我一定早起来。我确实早起了，也学她队我的关爱，然后我就去讲课。但第三天，她会起得更早。
有一天，我们两个在消毒室碰到了，当时都有一点不好意思。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有天中午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我房间的地板拖过了，我的被子叠好了，而且窗子也擦过了，并且看见地板上有半截红塑料头绳。拿在手里，我想这肯定是小董为我拖地板的时候，掉在我室内的。第二天早晨，我敲她的房门，想要归还这半截红头绳。但一敲门，发现门开着。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她的门从来没有锁上过，也没有想过要防范我，可能觉得我是党支部信任的，她也仍绝对信任，当我是来保护她的，就少了一份戒心。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孩子睡在床上，那么安静。我想退出去，但是我又一想，既然已经进来了，就把红头绳放在床头柜上，在药签上留了话：小董，你的红头绳掉在我的房间里了，给你送来了。 晚上的时候，她问：“梁老师，回来了吗？”我说：“回来了。”又问“关灯吗？”我说：“关灯。”一会儿，她说：“梁老师，睡了吗？”我说：“还没睡呢。有事吗？”她说：“我睡不着。”我说：“那是不是寂寞了，想聊聊？”她说：“我们能聊一聊吗？”我心里想：能聊一聊吗？我也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跟她聊一聊。我说：“好吧，聊一聊。”
那天晚上，月光很好。那天晚上，大致就像歌唱的那样，我向她讲起了我的童年，她瞪着大而黑的眼睛，痴痴地、呆呆地望着我”。当然，以后就有了初吻。 然后，我带她到我的小学校去了，学校有一个小收音机，我们可以共同地听歌曲，还有火炉可以取暖。总之，我挺喜欢我学校的氛围。结果那天夜里有病人，全连队动员，找不到小董，最后找到学校去，她跟梁老师坐在一起。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太知道是种什么感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谈到爱情，没有谈到结婚，甚至也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这样的话。我想，那就是内心里寂寞，要求一种温爱，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来怎样。
虽然经过这个事情，我后来还是调到团里了，她到了另一个连队，我因此感到非常地内疚。后来碰到了一次，那是冬天，在小河边，雪下得非常厚。两个人都穿得很多，棉袄外边穿着军大衣，戴着棉手套、棉帽子，互相拥抱的时候，手臂短的都抱不过来。我看到她在流泪。我们连队的条件好一些，我觉得是因为我，她调走了，所以很内疚。我去到团里后，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小董，你是自由的。现在我必须说这话，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愿意，我想郑重地对你说，我将对你的生活负起责任，我将做你在北大荒的一个丈夫。我们就要考虑扎根边疆了。”想起她跟我说过，她一直想回牡丹江，她的哥哥也在帮着她办这个事。我接着写道：“如果你想回牡丹江，请彻底忘了我。”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再后来我从团里又下到木材加工厂，就不愿意让她知道我的命运。再接着，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和她联系不上了。
一直到1982年，我的小说发表之后，在众多读者来信中，我看到了熟悉的笔迹。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梁老师，我读到了你的小说，非常高兴。我想起了我们在北大荒结下的情感。那时候，我就相信你那么喜爱文学，有一天一定能如你所愿，会写一篇小说给我们看。总之 ，我一想起，我是在北大荒第一个读到你写在笔记本里的那些小诗、小片段的人，在那个没灯的情况下，你在卫生所一篇一篇读给我听，我觉得非常满足，想起来非常幸福。我从简历上知道你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我也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没有留地址，我只知道她在一个矿上做卫生员。我马上想到的是，她在一个矿上做卫生员，生活怎么样，收入怎么样？我那时候每月工资49元，通过稿费还有另外的收入。我当年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奖金人民币300元，我甚至想把一半的奖金寄给她，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给那个地方的宣传部门写信，他们也没帮我查到。
后来，我写了一篇《初恋杂感》，发表在上海《现代家庭》杂志上。她看到了，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我非常感动，你把我们当年的经历写出来了。没想到你心里一直在想着我。”但还是没有留下地址，这封信里，她告诉我她爱人不幸去世了。在这个情况下，我更想帮助她，只是没有确切的地址。我在北京，很少回哈尔滨，只能断断续续地从知青战友中听到一点音信。
1999年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待客人，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她问我是否能听出她是谁？初恋是很神奇的，我当时断定就是她，已经过去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再听过她的声音，我却能很准确地判断出来。她希望见见我，我说你放下电话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当即我就和我的客人商量，我说我有事，我要接待我北大荒时初恋的姑娘。在路口我接回了一位中年妇女，毕竟时光已经过去二十余年。她说她只是来看看我，我说：“小董，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其他的都不说，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为难了，需要我帮忙，请说出来。”她希望我帮忙给他即将毕业的儿子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种事非常难办，我不知道要通过哪一个渠道，但是我当时答应了，后来我也努力了，但最终没有办成，令我欣慰的是他儿子后来也找到了工作。讲到这一点，我想说大家要体谅自己的父母。你们想一想，二十多年里，她对我不留地址，不留通信的任何信息，也不来见我，只有当儿子毕业的时候，她为了儿子才愿意来见二十多年没见的梁晓声。所以，我们要时时地想一想自己的父母。（自《文学、电影、人生》梁晓声在宁波大学的讲座）

只一点点爱

老农，六十多岁，盘起的羊肚手巾下，一张枯瘦的脸，面皮粗厚而紧绷，散发着麦粒的颜色，要是他圪蹴在向阳的墙根晒太阳，就有了符号的意味：对生活一无所知而且已经被类似的前辈同行洗脑的所谓艺术家灌输给城里人的中国北方乡村，大概就是这个形象。
昨晚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从陕北榆林来的一个老农民，站在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演播厅里，对着周笔畅用改编了歌词的信天游唱起了赞颂的歌。事情的缘起大概是周笔畅曾经为“母亲水窖”工程代言。这个工程大概是通过向社会募捐，并用募捐的善款在陕北等缺水的地方修建可以储水的水窖，积攒雨水，以解决缺水时人们的饮水困难。大约周笔畅曾经到榆林的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也修建起了“母亲水窖”，人们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关怀。
“……笔畅的恩情永不忘”，在送给周笔畅家乡特产和自己孙女纳的鞋垫之后，老头子这样唱道。是不是能想起来当年陕北人民歌唱党和领袖的味道？
暂时不去想这是不是周笔畅的经纪公司一次成功地宣传活动，这也不是这里所关心的问题。重点在于一点点让人感受得到的关爱在这些老农心里所获取的位置。歌里唱得好，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或许还可以反过来说。
当艺术家用他们臆想的这些形象散布他们广袤的没有边际的爱或者真理的时候，估计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实诚的东西。

川麻血战场

空闲的时候上youtube、土豆网看了一眼，基本上是一头雾水，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大堆，不知道看什么，还是川麻来得规矩些。
血战场据我估计应该是川麻最简单的打法，对习惯川麻的人来说，大约属于北方人所谓的“推到胡”级别，不过，简单有简单的好处，胡了不一定能赢到积分，最后胡也不一定会输，全看胡的是啥，看有没有番得。
有空的时候打几圈，听者重庆话和四川话组合的四川话配音（那重庆话还是熟悉的声音呢），倒也自在。自从春节期间接触川麻，虽然有机会爱玩两把，但是没啥瘾。最近发现，没瘾的关键可能还在于懒惰，有时候跟着程序的提示胡牌，而不愿意动脑子，这样也就没啥进步，更不用说日渐精通了。

不爱父亲

那一年芳龙在报上发表这篇散文的时候，也就初中毕业不久。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芳龙玩到一起的，但是，小学一年级那次不幸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应该是周末，天空在酝酿一场雷雨，空气潮湿而粘腻，我带着满脸满身的血哭喊着狂奔回家的时候，天空覆盖着掺水的墨色，浮云丝丝缕缕的，已经看不见太阳。
事情就发生在附近砖厂的煤堆附近，那个时候，我们这帮小孩没除了火烧马蜂窝、斗鸡(现在学名叫“脚斗士”)，或者玩女生们的打沙包之外，就是看谁能爬到树杈上去，男生们显示自己勇气的游戏还有看谁敢在松软的土坡上脑袋朝下高速滑行下去，弄得灰头土脸被家长追打在所不惜。
那天，不知怎么就转到砖厂去了。砖厂有巨大的煤堆，煤堆里偶尔会有炮采过程中遗留下的细细的电线（我们叫他电绳或者炮电绳），黄色和红色的。已经忘记捡拾这个东西是作为哪项炫资，我们几个捡拾起这些玩意。
芳龙捡到一条长长的红色电绳，正试图把连在电绳一端的一个小东西拽下来，我跟另外一个伙伴凑过去看，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巨响，震得我脑袋嗡嗡作响，现在还能清晰记得那一瞬间我看到的惨状：芳龙攥着的那只手血肉模糊，隐约还有森森的白骨。那个连在电绳上的小东西，是一枚残余的雷管。
之后的事情，我只记得我哭嚎着狂奔而去，不知道芳龙怎么样。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看到已经得到消息但还不知详情的芳龙的爷爷奶奶匆忙跑过，嘴里还朝我说着什么。
哭喊引出了妈妈，妈妈赶紧脱下我沾满血的衣服，清洗我脸上的血，事实上，家里人根本来不及训斥我或者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洗干净之后，发现只是我的脸上擦出几处麦粒大小的破皮，家里人不放心，带我去了医院，结果抹了些红汞就回来了。
那一夜雷声滚滚，狂风携带者暴雨把天地彻底清洗了一番。记得妈妈守护着让我睡觉，恍惚之中，我想问问芳龙到底怎么样了，又不敢问。第二天早上的时候，雨过天晴，太阳明晃晃的，我不用去学校，族里的奶奶来看我，我已经什么事情没有，活蹦乱跳的了。
这件事让芳龙失去了左手，双眼也失去了部分视力。听大人说，芳龙在医院醒来之后，就想着要我去看他，后来，芳龙回到家，也让人叫我去玩，但是，开始的时候，我却不敢。事发当天我狂奔回家的时候与芳龙爷爷奶奶的相遇，让我感觉仓皇之中我没听清的话，是在责怪我。
事实上，这不是还是个小孩的芳龙遭遇的第一次不幸。在我们还不记事的时候，芳龙的妈妈就服毒自杀了，原因我们不清楚，但是，现在推测，估计还是那个贫瘠的年代里，线头针脑的事情引发的家庭纠纷积聚的后果，芳龙的父亲大约脱不了干系。
事后第一次见到芳龙，我还是胆怯的要命。他已经虚弱的似乎小了一圈，七八岁的孩子竟然轻易的被人抱在怀里，我不知所措，只能拿着芳龙崭新的玩具枪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给他表演，渐渐的，心里那些恐惧就没了。
之后的日子，似乎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芳龙由奶奶照顾，父亲则忙着工作赚钱。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写作业。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跟建国在校门口合影，照片中我们都穿这天蓝色的运动服，胸口上有北京亚运会标志的那种，我站在中间，用右手揽着芳龙的肩膀，芳龙的左臂被遮在我的身后……
初二、初三，我跟芳龙在一个班。身体的缺陷虽然没能改变他的性格，但是，却影响他的学习，尤其是视力的问题。初中毕业之后，芳龙便决定不再上学了。
高中我住校，我们一般只能在周末见面了。芳龙开始在家里操作机器，把堆满院子的木头锯成板材，然后按方收钱。闲下来了，就看书写字，在电台发过几首小诗，后来就有了那篇《不爱父亲》。芳龙的家人和邻居都知道这事，几乎都指责、规劝小小年纪的芳龙不该、以后不要干这样的事情。虽然我没看过那篇文章，但是，我知道芳龙懵懵懂懂成长之中对于父亲的感情，那一年芳龙的爸爸经人撮合，续了弦，我就参与过整治芳龙这位后妈的行动，那是他还不能父亲直接对抗的时候想出的办法：那位后妈在屋子里的时候，我们就点燃包着辣椒的棉花悄悄放到桌子底下，然后关上门……后来，那个女人离开了。
时间匆匆流逝，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这些年，芳龙也一直在尝试和寻找自己生活的方向，锯木头的活儿停下来之后，花了大约三四年的时间，自学中文大专的课程，并拿到了西北大学的大专学历，之后又转向中医，只是不知道现在拿到学历没有，这中间，曾经到一家福利工厂上过班，他的书法作品还给厂里争得过一份荣誉，前两年，芳龙开始练字之后，左邻右舍的春联几乎都是出自他之手；后来设想过开个浴池，但是没得到父亲的支持和投入，就去跑保险，骑着摩托车在大街小巷穿梭。前年，他开办了便民药店，生意不错，听说去年冬天，还在药店旁边，弄了一个棋牌室。只是搞这些事情的时候，大约已经用不着与开始年迈的父亲商量了。
现在已经不同于十几岁的时候，也开始品出生活的滋味了，父亲毕竟是父亲。记得最近一次有人为芳龙的父亲操办撮合个老伴的时候，芳龙也参与张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