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

饭桌上的人都已经酒足饭饱，是聊天打发时间的时候了。吊灯低低的悬挂在餐桌上方，每个人的脸都清晰而苍白，身后的墙上投下人们低矮臃肿的影子。
T滔滔不绝讲起故事。
……我发现一位老太太一直盯着我看，看得我很不自在。
于是我就走过去跟老太太打了个招呼，问她有什么事。
“我知道我这样盯着你看很不礼貌，对不起。我只是觉得你长得特别象我一位亲人……”
我等着老太太往下说，你们猜她说我像她那位亲人：父亲、丈夫还是孩子？
大家都微微笑着，没有回答，期待着下面的故事。
“先生，您非常像我的狗……”
大家哄堂大笑，说你开玩笑吧。
老太太也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样说您肯定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可是您真得很像我的狗，它64年出车祸死的。”我就是64年出生的。
这只是巧合吧。大家都这么认为，但是还是等着下面的故事。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老太太接着说，“那天我带着我的狗上街，一辆运货卡车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狗被车轮从身上碾过，那天是4月17日，我记得很清楚。”
T神秘的环视大家，“4月17日，我就是那天出生的。”
气氛开始紧张起来，看来人们已经完全进入这个怪异的故事了。
T说他觉得这有点太巧合了。这时候老太太接着说，车下面的金属板还从狗的后脖颈划过，留下一道清晰的伤口。
T说着，拉过身边女主妇的手往自己的脑后移去，“我这里也有一道……”
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女主妇的手，那只手到T肩膀的时候，T忽然惊叫一声，女主妇尖叫着抽回了自己颤抖的手，她显然被T的惊叫吓坏了。
T却哈哈大笑了，嘴里“汪汪”的学着狗叫。
餐桌上全神贯注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不知不觉间上了一当，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出声儿来。

这是法国电影《偷拍》里面的一段餐桌上的故事。讲故事的确是技术活儿，老套普通的开头，在结尾的时候却能绽放出光彩来。看到这段的时候，想起来以前看过的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作家在讲台上说的。

我的初恋始终是和党的关怀分不开的。对方是我们连队卫生所里的女卫生员姓董，是牡丹江市的女孩儿。我做小学教师的时候，一次探家返回到连队时，正好是秋末，北大荒的天气已经变冷了。大宿舍里在修火炕，我睡的那个铺位，重抹了一遍炕泥，还没有干，又不能睡人，只能和另外的同学挤在一个被窝里。在那个时候，卫生所的戴大夫回去结婚，连队卫生所里只剩下小董一个人，而且卫生所独处一座山坡上。那时边境局势比较紧张，经常半夜升起信号弹，搞紧急集合，组织决定安排一位男生进驻卫生所，派哪一个去最放心？想来想去，当然是学校的那个为人师表的梁老师了。然后，党支部经过讨论，由校长决定，派我去卫生所。我正愁没地地方住，组织问我意见，我欣然同意，就住到了卫生所。
卫生所是一排砖房，药房同时是小董的卧室，我住在手术室。最初的几天，我都没有见过她。一早一晚，只是听到她的声音，如“梁老师回来了吗？”或者关于是否关灯的询问，因为电灯总闸在她那里。她一般起得比我早。天气再冷点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起来洗脸的时候，发现脸盆里有半盆水已经在电炉上加热了，牙膏也已挤好。小董起得早，她洗梳完了，就在病房里看医学书。对此，我心里怀着一种感激，我刷完牙之后，就去上课，同时心想，第二天我一定早起来。我确实早起了，也学她队我的关爱，然后我就去讲课。但第三天，她会起得更早。
有一天，我们两个在消毒室碰到了，当时都有一点不好意思。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有天中午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我房间的地板拖过了，我的被子叠好了，而且窗子也擦过了，并且看见地板上有半截红塑料头绳。拿在手里，我想这肯定是小董为我拖地板的时候，掉在我室内的。第二天早晨，我敲她的房门，想要归还这半截红头绳。但一敲门，发现门开着。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她的门从来没有锁上过，也没有想过要防范我，可能觉得我是党支部信任的，她也仍绝对信任，当我是来保护她的，就少了一份戒心。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孩子睡在床上，那么安静。我想退出去，但是我又一想，既然已经进来了，就把红头绳放在床头柜上，在药签上留了话：小董，你的红头绳掉在我的房间里了，给你送来了。 晚上的时候，她问：“梁老师，回来了吗？”我说：“回来了。”又问“关灯吗？”我说：“关灯。”一会儿，她说：“梁老师，睡了吗？”我说：“还没睡呢。有事吗？”她说：“我睡不着。”我说：“那是不是寂寞了，想聊聊？”她说：“我们能聊一聊吗？”我心里想：能聊一聊吗？我也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跟她聊一聊。我说：“好吧，聊一聊。”
那天晚上，月光很好。那天晚上，大致就像歌唱的那样，我向她讲起了我的童年，她瞪着大而黑的眼睛，痴痴地、呆呆地望着我”。当然，以后就有了初吻。 然后，我带她到我的小学校去了，学校有一个小收音机，我们可以共同地听歌曲，还有火炉可以取暖。总之，我挺喜欢我学校的氛围。结果那天夜里有病人，全连队动员，找不到小董，最后找到学校去，她跟梁老师坐在一起。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太知道是种什么感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谈到爱情，没有谈到结婚，甚至也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这样的话。我想，那就是内心里寂寞，要求一种温爱，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来怎样。
虽然经过这个事情，我后来还是调到团里了，她到了另一个连队，我因此感到非常地内疚。后来碰到了一次，那是冬天，在小河边，雪下得非常厚。两个人都穿得很多，棉袄外边穿着军大衣，戴着棉手套、棉帽子，互相拥抱的时候，手臂短的都抱不过来。我看到她在流泪。我们连队的条件好一些，我觉得是因为我，她调走了，所以很内疚。我去到团里后，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小董，你是自由的。现在我必须说这话，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愿意，我想郑重地对你说，我将对你的生活负起责任，我将做你在北大荒的一个丈夫。我们就要考虑扎根边疆了。”想起她跟我说过，她一直想回牡丹江，她的哥哥也在帮着她办这个事。我接着写道：“如果你想回牡丹江，请彻底忘了我。”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再后来我从团里又下到木材加工厂，就不愿意让她知道我的命运。再接着，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和她联系不上了。
一直到1982年，我的小说发表之后，在众多读者来信中，我看到了熟悉的笔迹。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梁老师，我读到了你的小说，非常高兴。我想起了我们在北大荒结下的情感。那时候，我就相信你那么喜爱文学，有一天一定能如你所愿，会写一篇小说给我们看。总之 ，我一想起，我是在北大荒第一个读到你写在笔记本里的那些小诗、小片段的人，在那个没灯的情况下，你在卫生所一篇一篇读给我听，我觉得非常满足，想起来非常幸福。我从简历上知道你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我也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没有留地址，我只知道她在一个矿上做卫生员。我马上想到的是，她在一个矿上做卫生员，生活怎么样，收入怎么样？我那时候每月工资49元，通过稿费还有另外的收入。我当年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奖金人民币300元，我甚至想把一半的奖金寄给她，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给那个地方的宣传部门写信，他们也没帮我查到。
后来，我写了一篇《初恋杂感》，发表在上海《现代家庭》杂志上。她看到了，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我非常感动，你把我们当年的经历写出来了。没想到你心里一直在想着我。”但还是没有留下地址，这封信里，她告诉我她爱人不幸去世了。在这个情况下，我更想帮助她，只是没有确切的地址。我在北京，很少回哈尔滨，只能断断续续地从知青战友中听到一点音信。
1999年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待客人，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她问我是否能听出她是谁？初恋是很神奇的，我当时断定就是她，已经过去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再听过她的声音，我却能很准确地判断出来。她希望见见我，我说你放下电话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当即我就和我的客人商量，我说我有事，我要接待我北大荒时初恋的姑娘。在路口我接回了一位中年妇女，毕竟时光已经过去二十余年。她说她只是来看看我，我说：“小董，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其他的都不说，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为难了，需要我帮忙，请说出来。”她希望我帮忙给他即将毕业的儿子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种事非常难办，我不知道要通过哪一个渠道，但是我当时答应了，后来我也努力了，但最终没有办成，令我欣慰的是他儿子后来也找到了工作。讲到这一点，我想说大家要体谅自己的父母。你们想一想，二十多年里，她对我不留地址，不留通信的任何信息，也不来见我，只有当儿子毕业的时候，她为了儿子才愿意来见二十多年没见的梁晓声。所以，我们要时时地想一想自己的父母。（自《文学、电影、人生》梁晓声在宁波大学的讲座）